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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建立之后，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，将所有的大权集中于皇帝一身，臣权遭到了极大的削弱、皇权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
那个时期，皇权达到了巅峰，臣权也随之跌落到了低谷，臣权完全无法与皇权相抗衡，皇帝对朝廷大臣们有着生杀予夺之权，哪怕是资历深厚、德高望重的一品大员，朱元璋也是说杀就杀了，百官完全没有反抗之力！
然而，正所谓“百官代天子牧民”，臣子们虽然会与皇帝争夺权势与利益，但也同样会为皇帝分担压力与工作，乃是相互依赖的关系，朱元璋严力打压臣权的结果就是，臣子们完全失去了自主之权，所有事情都需要皇帝来做主，于是皇帝所面临的压力与工作量自然是骤然增加了数十倍！
可惜，大明江山疆域广阔，政务何其之多？若是每件政务都需要皇帝亲自处理，恐怕明朝的皇帝们全都要活活累死了，也并非是每位皇帝都像是明太祖朱元璋或者崇祯皇帝那样勤政爱民、精力充沛。
事实上，哪怕是朱元璋，也完全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与工作量，曾写诗抱怨道：“百僚未起朕先起，百僚已睡朕未睡；不如江南富足翁，日高丈午犹披被。”
所以，皇权大幅提升的后果之一，就是皇帝成为了天底下最为幸苦劳累的工作。
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草根，机敏睿智、果断坚毅、精力充沛，尚且无法承受这样的幸苦，更何况那些锦衣玉食、娇生惯养、完全受不了幸苦的后世皇帝？
于是，明成祖朱棣继位之后，很快就承受不住了，于是他设立了文渊阁，建立了内阁制度，要求内阁辅臣们帮着皇帝研究奏章，并且批上自己的意见，也就是所谓的“票拟”，这样皇帝的工作就轻松多了，不必再仔细的研究与调查，只需大致看一眼内阁辅臣们的意见，然后再决定同意与否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批红”。
在那个时候，内阁依然是权柄不彰，只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罢了，内阁的诸般事务也需要与皇帝商议，只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。
但随着明朝皇帝们愈来愈依赖于内阁的票拟之后，内阁自然是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机构，权柄也就越来越重了，到明世宗中叶，内阁的地位越来越高，已是可以压制六部。
而内阁能够成为真正的朝廷核心，还因为明英宗的一道旨意，大意就是“从今往后，皇帝不再到文渊阁与内阁阁老们一同议事，诸般政务由内阁自主研究后票拟给皇帝即可，至于皇帝如何批红，内阁也不可过问。”
明英宗乃是一位很具传奇色彩的皇帝，他先是由皇帝变成囚徒，再由囚徒变成了太上皇，最终又从太上皇变成了皇帝。这样一位皇帝，自然是深谙权术之辈，其帝王心术的造诣之深，恐怕还在如今的德庆皇帝之上。
然而，明英宗也和德庆皇帝一样，过于信任自己的帝王心术，这次却是办了一件蠢事，他本意是想与内阁拉开距离，独揽决策之权，再一次的扩张皇权，压制渐渐坐大的内阁，但他下了这道旨意之后，内阁固然是无法干涉皇帝的批红，但皇帝同样也无法干涉内阁的票拟了。
至此，皇帝与内阁彻底脱离了干系，而这也是明朝皇权由盛转衰的拐点。
但前文已是讲过，到了这个时期，明朝皇帝已是十分依赖内阁的票拟，若是离开了内阁的票拟，皇帝迟早都要累死，面对内阁的票拟建议，明朝皇帝绝大多数时候只是批复一句“同意”罢了，所以内阁已是相当于明朝的决策核心，而明英宗的这道旨意，就相当于自己将皇权排斥出了决策核心之外，内阁也就成为了权臣们的自留地，皇帝再也无法插手。
如此一来，内阁的权柄自然越来越重，内阁的阁老们已是相当于实质上的宰相，而皇帝的批红决策之权，反倒是成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手续，皇权再也无法压制臣权。
甚至于，到了明宪宗时期，内阁票拟已是成为了朝廷推行政令之际必不可缺的一个要素，重要性已是远远超过了皇帝的批红，若是官员们得到了一份圣旨，里面只有皇帝的批红而没有内阁的票拟，则只能算是皇帝的私人信件，又称之为“中旨”，若是“中旨”与朝廷现行诏令相违背，官员们完全可以拒不接受，事后自然有内阁为他撑腰，皇帝也是无可奈何。
可以说，到了这一步，若是抛开兵权的因素，臣权反倒是压倒了皇权。
时至今日，内阁已然成为了公认的朝廷决策核心，明朝皇帝们虽然是屡屡想要再次插手内阁、又或是打压内阁权势，但他们的行动大都没有成功。
哪怕是这个世界的崇祯皇帝乃是一位手段高明的“中兴圣君”，但他也只是推动了“内阁阁老不可兼任六部实职”、以及“扩大大学士名额”这两道政令来稍稍限制了一下内阁的声势，让皇权与臣权重新持平罢了，但臣权依然是可以与皇权相抗衡。